韵海琼林
丁 芒
精神信念开出的紫薇
——傅占魁《衔石集》序
精卫衔石填海，古人创造这个寓言，以状其不渝之志，扬其直前之势，明其厚积之理，重其涓滴之功。占魁名其诗选集为衔石集，盖以精卫自况、自谦、自誓。观其诗作，证其行迹，考其阅历，我觉得命名颇为得当。
读占魁诗词，我总感到有股磅礴之气充塞于字里行间，突现了主题，导引着构思，形成了风格，凝注为壮句。这就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无数贤哲彦俊、志士文人所导扬、蕴积、传承下来的那股天地为心、万民入抱的忠贞耿介之气，舍生取义之气、先忧后乐之气，概乎言之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是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脊梁意识，是我们的民族魂。
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凡有这种抱负的志士文人，莫不以“养吾浩然之气”自期、自律、自促。在了解了傅占魁的人生经历，证之以他的诗作，我清楚地觉察到这股浩然之气在他血脉中生成和凝结为诗词晶体的轨迹，也就是说这股浩然之气正是他的血魂、诗魂。
要鉴赏他的诗必先理解其人。占魁于1947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桃江荆竹界村。查查他的家谱，先说父系：祖父是修水人，开米铺兼治工艺美术，好读诗书，为人正直，要求子女严格，因受恶霸欺压，中年早逝。当时父亲才15岁，与一弟相依为命。不久便投考黄埔军校，抗日救亡，转战大江南北，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后解甲归田，清廉正直，克己厚人，深得群众尊敬。他不但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且不沾烟酒，唯好读书，课子极严，曾说“人生辞典里无困难二字”。一生作诗千余首，诗宗李杜苏辛岳飞陆游等豪迈郁勃风格。可惜冤死于“文革”时期。因几经劫难，仅存诗百余首。再说母系：老外公是前清有名的清官，退老归乡时只挑回了一担书。外公是清末廪生，秀才，在武汉教书四十余年，以诗文书法闻名乡里。母亲仁爱宽厚，堪称中华女性美德的典型代表，吃苦耐劳，乐观旷达，慈善如佛。曾任小学、幼儿教师，特别是一生爱读诗书，与其亲族兄弟时有唱和。
家学渊源如此，占魁还幸逢几位名师：1959年从桃江来武汉上中学时，有三位语文教师都是诗人、作家、书法家，由于占魁笃志苦读，他们为教书终生才遇到这样的好学生而欣慰，都悉心指教、鼓励，时已63岁的熊卓轩老师更把诗韵集成，唐诗宋词等家藏书典赠给这个穷苦的爱生，有的老师更以笔墨薄册相助，师生之间常有诗词唱和。同时，占魁在图书馆认识了诗人、作家向人红，这是一位奇才高士，性行高洁，对权势无丝毫媚骨。占魁在和诗中曾赞他：“雕虫剪浪情犹壮，走笔行云墨亦浮。身系江湖歌白雪，力追风骨脱时流。”可惜向人红于历尽坷坎之后，1991年脑溢血逝世。占魁终身未忘情于这位忘年知交。
正是在亲人、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占魁明确了在文化领域振兴中华的志向，坚定了从事传统诗词创作的信念。高中时期，因时事所迫，他不能按老师的期望投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愤而走向了农村， 务农整整十年。从17岁到27岁，这是奠定学业之本，充实完善自己的人生最紧要的年龄段，许多人在困惑与忧患中沉沦了！占魁由于自律心性的早熟，农村实际上成了他的自修大学。他固钟情于诗，但这时候已不是他求索的全部，他站在时代的支点上，思考民族的命运，寻求救国治国之道，于是力排时人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学风的影响，博学强志，吸纳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自然科学常识，力求成为通才。在全方位学习、钻研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为思维剖刀，初步构筑了政治民主论、教育审美论，文化融合论等三大思想体系的雏形。当然，审时度势和对自己性格的认定，他不求闻达于仕途，只在理想政治的追求上做个思想者、呐喊之士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以达“兼善天下”的夙愿。他以孔子，孟子、屈原、老子，庄子，陶潜，李白，杜甫，东坡，稼轩，陆游，司马迁，曹雪芹、鲁迅、马克思、居里夫人等人类优秀人物为自己做人治学的典范。但高洁的心性、执着的理想毕竟与复杂的世俗生活相距甚远，虚伪、丑恶、表里不一的客观存在，使他的言行愈显夫子气、书呆气。他只好把远大的志向倾注于平凡、琐细的工作中，把工作，当作一种美去追求，埋头拉车，不吝心血。同时，诗也就成了他避谤远祸和驰骋性灵的乐园，成了无功利之诱，不刻意为而为，自我修炼人生之真境、至境之物。除诗文、理论著述之外，他还把对人格精神、政治理想的追求，倾注于日记之中，至今他的日记达480余万字，致师生朋友的书信近百万字。
理解了他的襟怀、抱负、学养、性格之后，我们对他的诗的理解庶几可以深刻得多。关于他诗的艺术优长，非一序能尽，与其说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不如举其特色而论之，反可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在总体上，我认为这本《衔石集》不但在中青年诗人中属上乘之作，即使与饱学宿儒的作品相较，亦无逊色，从某些角度看去，他还大有颖拔之姿。
特色之一自然是“气贯神流”。这“气”就是前面说的“浩然之气”，是诗的立旨，诗中之我心我志；“神”就是指占魁为贯气而寻觅、建构的足以传其气韵的形象托物。气不充、不贯，则不足以言神流，非神流亦必无从贯气，这道理大概写诗的人都会知道，只是实际上写起来又因种种原因，达不到神流的境界。占魁的诗大部都能做到，尤其是中长调的词。他最喜欢写的就是中长调词，最能体现其气贯神流的功力。我们只取其意象建构中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来说，这就是建构主干意象的不同技法。
“何外奔来，狂飙起，潮翻浪激。霞涌处，赤扬鬃焰、蹄生霹雳。啸海嘶云昂骥首，旋天挟地伸鹏翼。向苍茫，万里踏崎岖，无羁枥！ 跃壕堑、驰峭壁、腾淖雨、追霜夕。思神行八骏，横空无极。伯乐情逢知己泪，沙场血伴英雄滴。谒昆仑，莽莽骋高怀，披云立！”
《满江红·咏马》从头到尾写马，先写马之形，奔纵之姿；后写马之神，横空之概；泪答知己，血滴沙场，如谒昆仑，披云而立，一气贯底，形神兼备，顺流直抒，一泻千里，真可谓气贯神流了。写马是为了写己，己之胸怀依托马的形象而得到体现。马就是这首词的主干意象，一种赋实意象。
但另一类型又有不同，再举一例：
“一碧长河，清音绵邈，欲飞还系。岸涌流花，波移蕊影，梦里天生丽。潺潺笑也，咽咽鼓也，澎湃同仇敌忾。雨潇潇，烟云深处，满腔蒸起血气！ 春心乍醒，投身相许，地坼山崩雨洗。荒岛千年，先帆已远，心曲唯君说。朝迎新日，夜怀明月，风袂星眸并掣。围城破，歌喉尽放，手挥天际。”
《永遇乐·致诗神》写自己对诗的认识、挚爱、深思、期冀。如果直说，对这样一个大而空的概念，空谈道理，无复诗意可言。占魁巧妙地运用意象手法，建构了一个主干意象：一碧长河，并以此开篇，全词都在长河上做文章，前片写河水在各种境遇下的流淌形态，后片写自己投身河流在各种情况下的种种心态，这无形的诗神便依托河水得以显形，传达了作者对诗的理解、写诗的历程、对诗的悬想等等。一喻到底则气贯，前进性的抒写，则神流。河水是此词的主干意象，与《咏马》不同的是，它是一种赋比意象。
在占魁的诗作中，我认为其中长调的词，比较起来更见功力，是其作品中最为耀眼的珍珠。
特色之二是他的“首创、独造”。诗就是发现：意贵乎首创，语贵乎独造。当代新诗坛之崇洋，旧诗坛之泥古，讲究个无一字无来历，都是缺乏首创精神、独造能力的懒汉、庸才。有些人嗜于用典，也是这种创作心态发展带来的毛病。占魁对古籍沉浸很深，一般说很易耽溺而走向泥古。他对炼字很下功夫，读去辞藻陆离缤纷；也多少妨碍了诗的流畅，这是习惯的审美角度，使得他未能免俗。但占魁的诗之所以使人一读便觉得既凝炼而又清新，则完全得力于立意、造句、品藻、炼字表现出来的首创独造的精神与才力。奇思妙想，佳构警策，从全集来看，密度较大。略述数例：
《念奴娇·观庐山秀峰瀑布》中“一跌犹擂千面鼓，始信银河堤裂”，把瀑布想象为银河堤裂，这是占魁首创的奇句，李白千古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占魁想象犹有过之。
又如《中秋卧病感事》末二句云：“生来爱做醒时梦，人不长眠梦不眠”。醒时梦，事实上，有志之士天天在做，却无人发现、道出，这是占魁的首创、独造，便更深一层地表达了他执着的理想、追求。
再如《雨望君山》末句云：“安得瞳仁双柄剑，直须挑破雾中纱”，把瞳仁想象为剑，君山笼罩想象为纱，雾纱联想还算一般，由纱而进一步把眼光想象为剑，则是占魁的首创，既切景又道出了欲探君山真面目之渴望，甚至使人衍生出作者欲探究事理之处世为学的态度。而其《独旅》一诗又把眼光作了别的用处：“眸翼欲骑山起伏”，瞳仁在此诗中不是剑而是长出了翅膀，高骑山上，随山形而奔腾起伏！这是多么新奇、夸张的首创意象，前人道过没有？像这类诗句，《衔石集》中不胜枚举，也由于这一特色，占魁的诗庶可不朽矣。
特色之三是他的炼字工夫。诗是最精炼的语言，旧体诗词体式格律所限，炼字尤需第一等工夫。占魁诗词每首每句差不多都令人看出他对炼字十分着力。甚至超乎寻常，其中尤以炼动词见胜。其五律《春牧即景》本是一幅天籁图景，经他一炼，便立即不同凡响。我只讲其第一句：“波摇春色丽”。春色明丽，是极普通的野景概观，如写成“放眼春色丽”，便太平淡，也较抽象化，他却藉春水动荡之姿，来典型地表现春色之丽，这就增添了形象感，而又用一“摇”字，不但表现了水之性能，更借此使春色有了动感、动势。假如更深一层想，人们往往把眼光喻为水波，“波摇”可以解释为眼波的摇漾，是明丽的春光在诗人眼光里摇曳，这意境多美，且增添了多少“主观性”！占魁的诗，尤其是词，真可谓千锤百炼。但他似乎也觉察到：精炼过份，往往失之于流畅，因此他炼的方向又有些修正。举《水调歌头·咏时间》为例：
“万物不离我，我住自然中。空间是我兄弟，无始也无终。举起一轮红日，推着星河旋转，处处见行踪。潜入年轮里，化作万年松。 沧桑变，枯荣幻，自春风。评说“黄金”、“流水”，得失古今同。赤县曙光初现，欧美暮烟笼罩，不共一时钟。我伴人间乐，嘀哒总匆匆。”
此篇，何君先生认为是“通篇提炼了的白话”，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审美至境。梅尧臣曾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可见占魁“炼”的方向之正，工夫之深。
限于篇幅，我只举其三大艺术特色略加诠释，其余种种优长，读者自会仔细体味。
其中，占魁还附录自由体新诗25首及论文数篇，因此我还想进一步谈谈他的诗观。全国第十二届诗词研讨 会在武汉召开，会后傅庞如、傅占魁、王文英几位诗友留我盘桓两日，纵谈我国诗歌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和构想。占魁更是寸步不离，他对我一向的主张：即新旧体诗相互取长补短、吸纳融合，并广泛吸收民歌、西方诗的优秀经验，创造出一种富有中国气派风格、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新体诗歌，在此基础上，经过广大诗人和诗接受者的检验、筛选、最后形成新的主流诗体，他表示完全赞同，且认为这正是他多年的积想。这次读到他的新诗,果然有许多民族审美经验的渗透.我也进一步认识到,他的诗观之形成,不但有了理论上的蕴蓄和探究,并且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因此,这次深谈不但使我更深透地了解了占魁其人其诗,更认识了他的诗观、诗志，深庆获得一诗坛知己、诗路同道，对迈步走向中国诗歌科学发展的前途，更添了一份信心。我已渐入衰迈之龄，而占魁却芳华正茂。攻取城 堡需要有尖刀连、尖刀营，尤需有强有力的二梯队、三梯队，才有后劲，才能保证突破后的全胜。干诗歌事业虽非打仗，其理一也。特赘言于序末，占魁当不负吾望。
赵春玲
瘦马驮诗走天涯
——读李汝伦诗集《紫玉箫二集》
前段时间，老师在电话里说：“要写好古体诗，也需读读现代人的精品。送给你一本好书——《紫玉箫二集》，作者是你的老乡，诗骨如铁。”
拿到书后，每于更深展卷，便不忍释之，读先生行状述略，始知先生幼承祖训，性笃情实；弱冠为学，遭时多艰。虽求索情切而不得施展才为，于文革中多遭整肃；又南走孤身，遭流放于山乡海岛甚至麻风病区，屡受磨折。身若断萍，飘无定所。然潜心向学之志不改，终于改革开放之初创办《当代诗词》，踏上了“嚼之充藜藿、品之如仙酿，体由吾定，韵由吾选”的诗酒生涯。
读过全书，便如与诗人与己成为好友。因为先生的经历、先生的守望、先生的喜怒……，所有的一切，已深深的撼动了我。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把我与李汝伦先生的距离拉的很近。在难以括述的一生中，诗人，没有象哲学家那样，置身度外，甚至居高临下，做一个冷静的、客观的、精明的旁观者，他把自己的诗词与生命、情感、经历以及民族的兴衰揉合起来，那些诗作，那些句子，实际上是诗与自我、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衍生物。品读先生的诗词，便觉是踏入了一个个历史的行程，过眼的是一幅幅卷轴，有对生命的拷问，有对命运的悲鸣，有对时事的评述，有北望乡关的游子情怀，有怜贫惜弱的伤怀感触，有家破亲离的惊心恨别，喜则以诗为志，悲时以诗志怒，嬉笑怒骂，亦庄亦谐，皆成佳句。
这些诗，是他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浓缩，记录着一个个难忘的生活场景，他将诗句表现为一种记忆，一种纪实，一种铭刻，一种释放。在这里，诗词，成了诗人甘苦一生中记录永恒事物的场所，如《放麻风病区》一诗，在此值得录：
即日检收行李行，女儿泪眼送车声。
云横雪拥蓝关路，露重风多玄鬓横。
失却佳人难再得，置之死地偏重生。
麻风杆菌不麻我，料是嫌沾座右铭。
“置之死地偏重生”，李汝伦先生饱经折磨，在被放逐麻风病区时，仍然是一身正气，侠骨刚肠，连麻风杆菌亦不敢麻之。正如《遭围攻》一诗中作者所写：“拔山魂去归何处，再唤虞兮剑一回”，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其意气足以辟万夫，真可惊可佩。
再如一首《偶题》诗，是作者早年之作：
颂歌高处斗歌狂，竖子猫儿逐鹿忙。
左传诸候新战国，咪咪声壮草头王。
这首诗通篇用比兴，以历史典故作比喻，道出多少被误解、受屈辱的祖国忠诚之士的激愤之情！而作者写诗时，采用笑谑双关的手法，在构思、造句、遗词、达意等方面，不故作内敛与深沉，使人一看就懂，给那些“草头王”们以幽默的嘲讽！
李汝伦先生的旧体诗词，明朗上口，不泥古人，形式多样，大胆创新，充满才气，使人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张力和感受力。如一首：
新潮少女跪莲台，“赐个郎君会发财”。
超短罗裙阿娜去，回眸一笑道“白白”。
四句小诗，正如书序中霍松林先生所评：“寓讽刺于幽默，含深刻于轻灵，情趣盎然，耐人寻味。”那个少女毕肖神形，跃然纸上。我常常看到，有些今人写的古体诗词，为了更“古”一点，往往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我曾经戏谑一个诗友满纸的古词古语：“伊妹成鱼素，白炽说烛红；打的是揽辔，奔驰为铁骢；广场说是上林苑，影楼变成未央宫。”这也是我自己诗词习作时常犯下的毛病。
李汝伦先生的诗，之所以常常能引起的读者的共鸣，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与平朴的语言方式，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罢。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写诗是十分性情的事。诗歌是一个有别于现实而又源于现实的国度，诗人以其敏感而独特的心灵视角来感受世界，在心为志，发之为诗。正是这样，在先生的诗行里，诗人的语言已退却到情怀的后面，作者在关照自己心灵的同时，真切关注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作者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冷静体悟与生存心态的客观把握与抒写，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意象内蕴，创作成为了生存与生命的延续与展示。真诚的诗人必将无法脱离生存境况而独立写作。如果说优秀的诗歌是人的情怀与表达这种情怀的手法终极共享的话，那么，无法否认先生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抵近了这一目标。不难看出，他的众多作品闪烁着韧性与清傲。《梅花》：
骨奇何侍丈人栽，不到寒凉不肯开。
未许轻狂蜂蝶恋，黄昏清浅暗香来。
短短四句，是诗人人格的写照。
纵观诗坛，让人感伤的是，尘世的浮华，让一些曾经热爱生活的诗人们为自身悬挂了过多的附丽，为诗成了逢迎时宜的事情。报刊上出现了过多的应制应景、应酬应付之作，口号标语表态之作，叹老嗟卑、工愁善病、顾影自怜之作。而在这种诗词生存的悖谬之中，先生依然像屈子发出天问一样承载着整个人类的痛苦，仿佛带着使命!请看他的屈子祠一诗：
三年两谒雨丝丝，泽畔多闻皆醉诗。
举世何当同一醒，汩罗秋树望中迷。
不难看出，一个在匆匆岁月里行进的歌者，正以怎样一种敏感的心境展现了一段历史的侧影，这里面蕴藏着时代的呐喊，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的痛楚与呼唤。我们依然能把出先生写作此诗时那跳动的铿锵之脉，同时也被他那份追求真知像火一样的热情所感动，被他那指点人世激浊扬清像冰一样的冷静所折服。
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李汝伦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足以承载他信仰的载体，它须摒弃一切可憎与虚谎之举，生命的感悟是多元而统一的，那里有遁逃，也有征服；有豁达，也有绝望。他找到了，他真真实实的以手中的一支笔，塑造了一个清傲忠贞、正直向上、永不颓唐，面带微笑的歌者形象。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诗者能之。”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说过的话。读罢《紫玉箫二集》，深慨然也。以未读过《紫玉箫一集》而撼。写到此，我不禁端详起刊于扉页的先生的肖像，他让我想起元人乔吉笔下缟袂绡裳的梅和他的“瘦马驮诗天一涯”之句。
李汝伦的诗反映的是生活，是时代，是命运。李汝伦的诗不同于古人，却是道地的中国诗、旧体诗。这一点亦是值得我们学诗之后辈思考的一个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