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法津梁
季 琛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光辉体现
——毛泽东诗词的崇高品格和重大启示
毛泽东诗词在中华诗词发展史上处在什么样的地位?贺敬之同志认为，它“是一部不可替代的宏大史诗”，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典范”。驰名全国的格律诗诗人也激情地称赞：“才华信美多娇，引千古词人共折腰”。笔者认为，毛泽东诗词可以称为中华诗词之光。其所以能够如此，诚然同他的高超诗艺密不可分，但主要在于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既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光源和动力，也是其诗词深广内涵和卓越境界的标志，又是这些诗词产生巨大社会功能的原因更是奠定崇高历史地位的基石。
正确认识毛诗形成崇高品格的这个主要因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理解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对诗词创作的重大导向作用，从而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和当代的诗词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一
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是各种世界观、人生观的总和与杂陈，而是能够主导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对振兴中华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时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其他重要会议上对时代精神进行了概括，大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时代精神正在增添新的光焰。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蓬勃成长的沃土，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昂扬延展的生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种相互作用日益频繁与明显，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放光彩，正是这个光彩，催生了充满民族自豪和时代光辉的毛泽东诗词。
以毛泽东长征诗词为例，这些诗词就是长征精神的产物。长征中体现出来的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乐观自信等伟大精神，正是民族精神在这个特定时期的表现。它通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场面闪耀出来，由诗人的亲身参与和深切感受，经过集中、凝炼的艺术加工，而转化成诗词中的壮阔画面。如果没有长征和长征精神，也就不可能产生光照千秋的长征诗词。再以建国以后的《送瘟神二首》为例，当时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捷报频传，“华佗无奈”的血吸虫也被消灭了。使作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出了体现民族豪情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壮丽而新颖的诗句。同样，杂言诗《八连颂》表现的坚定乐观、战无不胜的英雄气势，也是因为好八连的事绩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充分体现了民族正气，激发了作者的诗情而成篇的。正因为这些诗词来源于激动人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通过艺术体现就更为动人心魄，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发扬光大，又转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平乐·六盘山》刚一写成，就在红军战士中广泛传唱；抗战时期他写的《悼范续亭同志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表现了浩然民族正气，大大激发了抗日军民的豪情壮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随同电文飞往前线，鼓舞着百万雄师继续奋进!可以说，党所领导下的全国军民，在创造“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的过程中，明显受到毛泽东诗词的鼓舞。此后的“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潜海精神”等等，又是此前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不论是在抗洪还是抗震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授的精神，特别是人民子弟兵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不是依然受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诗句的巨大鼓舞吗？
二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诗词楹联最适宜于表达崇高而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众所周知，江泽民、胡锦涛在阐述民族精神的内涵时，都用了类似诗词的四言句；江泽民在概括时代精神的含义时，采用了类似诗句的字数相等的五个排句。胡锦涛提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时，用八荣八耻来表述，一如传统诗句的整齐排列；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则采用了类似长篇四言诗的体式，这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字，都在不约而同地彰显诗意和靠拢诗的形式。其原因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质上也就是各族人民心中激情的“诗”。
诗词楹联这种体裁，必须使用最精炼、最准确、最鲜明生动的语言，要用赋比兴，提倡形象思维；还要追求声韵之美，有的还须对仗，在许多情况下允许甚至必须进行夸张。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运用语言的最佳境界，对表现上述重大题材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效能上，诗词以及歌词歌曲，例如我们的国歌，确实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其他文体和其它艺术形式如戏剧、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但它们都无法替代诗词。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满了忧国情怀；杜甫的“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表达了正确的战争观和对国家实现和平的愿望；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等等这些诗句，至今还激动人心。当然我们看到，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上，毛泽东诗词已经超越了前贤。这正是他努力学习前贤，并力求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结果。
诗词楹联历来就有大写小写之别。大写可以动人心魄，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或者阐述人生哲理。小写可以怡情悦性，寄托个人思绪。毛泽东继承前人的重点是在大写方面。上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他背诵过，还留下两次书写的墨宝。成都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抓住了治军兴邦的精髓。毛泽东在此伫立良久，细细研读，并再三叮嘱身边的高级干部从中吸取教益。他从浩如烟海的先贤作品中吸取了豪情壮志也吸取了诗艺精华，又创造性地用到对重大题材的写作中去。抗日名将彭雪枫牺牲之后，毛泽东的楹联写道：“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魂”。成了全民族的慷慨悲歌，在悼念大会上处于先声夺人的位置。
诗词不仅有大写、小写之别，在风格上还有豪放与婉约之分。豪放风格当然更适宜于表现豪迈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是说婉约派诗人词家不能抒发豪情壮志。李清照也写出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但这一首已不属于婉约诗；毛泽东在婉约的《贺新郎·别友》中也有“重比翼，和云翥”之句，但这是婉约篇中的豪放句。“不废婉约”的毛泽东，毕竟是豪放风格的典范，他的诗词十有八九是大写，是豪放。这是他的诗词成功地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何等豪迈，又何等新颖!
三
毛泽东诗词所以能够这样深刻、这样新颖地反映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还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有异乎寻常的诗艺才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素养，他把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透彻理解，渗透到诗词之中，使之达到炉火纯青、超越前贤的境界。
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景象，即三条战线同时展开。会场上斗理，战场上斗武，文场上斗词。在友人的督促下，他书写了以前在褛衣藿食、冰天雪地的情况下创作的《沁园春·雪》，顿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友人们填词助威，国民党方面则组织文人写了许多篇《沁园春》，意图“压倒”毛的这一篇，但无一例外地相形见绌。其主要原因并不在诗艺高低。毛泽东这首词所以能够出类拔萃，离不开他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正确认知。他写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民族最强音，是因为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观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看到了风流人物即人民大众掌握自已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认识到这种必然，自然而然地激荡诗情，油然而产生出这样的名篇。
上溯到长征时期的诗词，他在六盘山上唱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名句之际，敌方的力量不论是兵力和装备，不知要比红军高出多少倍。他为何如此自信、乐观?因为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辩证法。“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也是那样充满必胜的信念。其实，当时国民党并未停止对红军的围剿，红军处境仍然危机四伏。他预见到在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合的形势下，必将迎来新的曙光。他所表达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来源于科学的判断，并且雄辩地被历史所证明。
以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驾驭诗词创作，才能充分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先进人物由于同样受先进世界观的支配，同样具有崇高理想，他们的诗词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征。孙中山在《悼刘道一》的诗中写道：“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感慨同?”毛泽东在《悼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为什么两者的诗句这样相似?因为都是悼念民族精英，作者都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情怀。至于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等，也都为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写下了大气磅礴的诗篇，与毛泽东同声相应，并且相互切磋，互赠作品。是崇高理想的一致性，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毛泽东诗词，它的特色是深刻隽永、高阔豪迈、生动新颖。仅就深刻隽永来说，关键是作品能否具有“哲理性”。历史上朱熹的哲理诗，和唐宋任何一个名家相比都不逊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这样阐述《观书》的哲理，确实难能可贵。然而毛泽东诗词中的哲理又是一个境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包涵了长远的历史经验，关系到民族兴亡的大局，体现的是更为高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胸怀。有此胸怀至关重要，在对郭沫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和诗中，他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的哲理，说服郭老纠正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观点，把认识统一到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大略之上。
各族人民景仰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景仰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景仰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巨大奉献。但没有理由要求领袖人物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然而毛泽东却具备了这一切，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令各族人民倍感自豪。他的诗词是他革命生涯的一部分，是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伟大旗帜，是贺敬之所说的“新中国的民族之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和阐述的“中国梦”，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完美地、富有诗意地结合了起来；它的精神力量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举国上下洋溢着空前未有的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卷起了改革创新的时代大潮。在诗词创作中，塑造亿万“追梦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中国梦”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必将更好地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昭示出来。
当代诗人词家不可能每个人都具备经世治国的雄才，但却都可以从毛泽东以其诗词升华民族之魂的历程中得到启示，获得鼓舞；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