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海琼林
沈华维
隽永甘芳哲理诗
哲理诗词是我国传统诗词园地中的奇葩，异彩纷呈，独具魅力。它以质朴的叙述，生动的描写，精彩的议论，鲜明的形象，通过比喻或象征等手法，借景抒情，以情感人，喻事明理，以理服人，从而达到传播知识、启迪智慧、感悟人生的目的。优秀的哲理诗词，总是艺术美和哲理美的完美结合，成为人类精神文明中的精品，洋溢着知识性、趣味性和启示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说服力。杨逸明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出诗词创作的“金字塔”理论，把诗词视为三角形，从上到下分成三个层面，最下一层是技术层面，中间为艺术层面，最高的部分为哲理层面。这个划分有一定道理。
哲理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太公兵法引黄帝语》、《孺子歌》等篇可以看作是哲理诗的滥觞，而《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更是富有哲理性。魏晋时的陶潜，其《饮酒》可谓诗情与哲理兼擅而见长。到了唐代，哲理诗更是多姿多彩，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思想表达深邃独特。如王维的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白居易、虞世南、刘禹锡、王之涣等都留下许多形象生动，蕴含深刻，意境高远的哲理诗名篇。宋代受唐诗的影响，“宋诗以意胜”，哲理诗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苏轼、朱熹、杨万里、陆游等，他们的哲理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其哲理诗词非常吸引后辈的眼球，广受人们的推崇。明清以后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哲理诗词。
“哲”者，智也；“理”者，道理、事理也。“哲理”就是揭示人事与自然之理。阐发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的诗便是哲理诗。含有哲理的诗，当比其它的诗胜过一筹。哲理入诗，其意丰富，其理透辟，其味厚实，足以感人，必然耐读。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雄，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好的哲理诗，既“以韵胜”，又“以意胜”，兼有荔枝之“甘芳盈颊”和橄榄之“回味隽永”多重理趣，使人吟咏不尽，回味无穷。诗主言情与诗含哲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诗含哲理，则使诗情生翅，理趣生香，深化其情，使情趣盎然，情理生动，更合于孔子论诗之旨。从古人哲理诗词名篇中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题材、风格的诗词，甚至包括写风花雪月、小鸟依人的作品，都可以富含哲理。一首好的哲理诗词不仅朗朗上口，易记易背，而且能沁入人们的心灵，使人过目不忘并指导自己的行动，具有特殊的功能。
哲理诗词从总体上看，不受局限。有写景、状物、抒情、叙事、咏史等等，融景物、形象、说理于一体，只其中某句、某联或为景语，或为情语，而景语情语之中却蕴含着哲理。这种哲理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将“理趣”表达出来，让读者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悟”出某种道理，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并从中受到启发和认知。它与政治口号、纯议论入诗不同。沈德潜指出：“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清诗别裁·凡例》)。理语，即纯发议论、说道理的语言；理趣则不同，是景语、情语而含有道理、趣味。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注·诗辩释》中说：“理语和理趣有别。理语讲得死，理趣说得活。讲得死成为理障，说得活便是理趣。理语理趣的分别，正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分别。” 诗之“理”，既要说得好，又不破坏诗作的意境，使理趣蕴含在说理之中。如就理说理，则淡乎寡味，生硬无趣。哲理诗词，无论写景，还是言情，它的主题是为了说明道理，即用形象思维阐发哲理。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朱熹《观书有感》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两首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哲理诗。前者抓住古原草的特性，说明生命的力量之顽强与伟大，把古原草哲理化了；后者以方塘为譬，说明生活实践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品读古今优秀的哲理诗词，我们发现它们有这样几个共性：
一是理从“悟”得。 “悟”是对事物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对诗词创作非常重要。正如王国维所说：“必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只有对手中的素材精心构思，别出心裁，变知识为能力，才能悟出道理来。欧阳修见画眉在山林中活蹦乱跳，发出悦耳的叫声，因而“悟”出了“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的道理。锁在笼中的画眉无论叫得多么好听，也不及林间自鸣得意，捆绑与松绑，束缚与自由的道理“悟”得自然，但给人的启发却是深刻的。苏东坡到庐山，看群峰横侧，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因而“悟”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这些都是由某些自然现象而联想到社会现象，并得出哲理性结论的好事例。可见，“悟”是认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重要升华，也是从事物现象中悟到其本质规律性——即哲理的重要突变。
感悟由触发和灵感中生。触发即触类旁通，引发联想而有妙悟；灵感即突发奇想的“火花闪现”。但不论哪种情况，理要“悟”得好，“悟”得高明，都绝非易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须厚积而方有可能偶发。感悟需具备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内因就是需厚实的知识积累。勤于读书，“积学以储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从前人留下的大量书本知识中获取营养，充实弥补自己，厚积而薄发。外因就是需丰富的生活体验。“理”的生发感悟，大多来自于平素生活经验和知识技能的长期积累，熟能生巧，必须在“行万里路”中善于观察，精心思考。陆游曾以其切身的创作体悟现身说法谆谆告诫自己的孩子们：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之三》)
二是“理”出自然。哲理诗词之“理”，不是说套话、大话，不是空洞的大道理。有人写时事政治类的诗词，好用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将重大事件节庆概述议论一番，不着边际，其表述的道理空泛乏味。既然是理，就不能只自说自听，还要说给别人听。谁都不喜欢别人板着脸说话，特别是教训人的话。诗是语言艺术，诗中的道理怎样表达，如何巧妙地“润物细无声”地托出，是一首哲理诗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优秀的哲理诗多是理出自然，“理”的设置不漏痕迹，使人觉得既活泼风趣，又不生硬，亲切悦人，乐于接受。宋杨万里是深谙此道的高手。他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曰：“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他用上山、下山，入山、出山，“万山”、“一山”等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赋予哲理，给读者以启迪。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人类的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也不会是笔直平坦的，必须善于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有勇气克服和战胜困难。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不能企图一劳永逸。人类的事业正是在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的。“理”出自然，要形象，不要抽象。当代著名诗人聂绀弩的诗，就能用极形象的语言，写出极平常的事情。请看他在“文革” 劳动改造中的《推磨》：“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作者把劳改中艰难痛苦不堪的推磨，写成一件乐事，透过风趣、形象、诙谐的外表，更强烈地唤起了读者对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同情和关爱，又被他的乐观精神和高超的哲理艺术所折服。
三是“理”关现实。哲理诗中的“理”，要入生活、关现实，否则，其理就是空穴来风，不著边际。人生活就是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现实就是与时代气息同步。哲理诗并不神秘，也不是古人的专利。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今许多诗人在哲理诗的创作上有很好的成绩。著名诗人星汉先生的诗词在求新上有突破，在哲理上也不俗。比如他的咏物诗词，多能借物抒怀，托物寓理。《咏电梯》：“不言辛苦不言忙，轨道遵循日月长。但使胸中群众在，高低上下又何妨。”后二句可谓另有所指，意味深长。这种“胸中群众在”的电梯，可喻“人民公仆”，如若他们也像这“电梯”，遵纪守法，辛苦操劳，没有怨言，且能上能下，这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如今又是多么难得。再如《高压锅》：“终生经水火，日日忍煎熬。潜沸积于腹，长吁仰向天。平时饱酸辣，过节染腥膻。有气不得出，粉身惊玉筵。”作品句句不离高压锅这个“物”，刻画得形象逼真。但让读者会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对任何事物都要理顺关系，压而不服。否则，它会来个“鱼死网破”，高高在上享受“玉筵”的食客将会不死即伤。这种理顺关系，压而不服的哲理，作者是通过对高压锅的描写来表达的，让读者去品评，去体味，比直接说出来更深刻，更有感染力。杨逸明先生更是将哲理寓“戏作”、诙谐之中，别开生面。请看他的《游上海老城隍庙戏作》：“人有奢求多跪拜，梦无邪念自甜香。何妨世道如桥曲，且遣情怀似柳长。”告诉人们，人生如若少些奢求，无了邪念，不仅吃得香睡得甜，而且像碧柳那样逍遥自在。再看他的《读讽刺诗戏作》中自嘲：“寸毫如剑舞生风，刺虎屠鲸字字雄。狐鼠依然仓内卧，更无一个怕诗翁!”是说如今反腐倡廉喊得很响，但执纪不严，监管无力，“狐鼠”们仍然高枕无忧。讽喻人木三分，荡腐振聋发聩。这些当代的哲理诗题材都来自于现实生活，语言平实，但寓理深刻，读来亲切、生动、感人，社会反响很好。
四是“理”有新意。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里有句名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意思是说诗词要有创新，要有变化。哲理诗如若“理”无新意，拾人牙慧，即不成诗，更无“理”可言。要有新意，须另辟蹊径，不落俗套，立意新奇，使人有意料之外的惊讶，情理之中的赞叹，弦外之音的领悟。老诗人钟家佐先生的《戈壁石》：“拾来戈壁拳拳石,伴我迢迢万里行。莫道行囊多累赘，河山情重石头轻。”作品通过一块戈壁石来表达爱国热情。戈壁石太小、太平常，爱国情感太大、太抽象，两者看似毫无关系。但作者大胆想象，物我超越，理出新意，使诗的情感力度顿然飙升，而成哲理抒情妙句。现代诗人陆伟然先生有一首绝句：“楼尖俯视路行人，你看行人细似针。知否此时人看你，更如一粒小灰尘。”这首绝句包含多重道理，是首很精彩的哲理诗。为人处世，当春风得意时，万不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其实没有自己，地球照样运转。咏史的诗词很多，但易行先生的咏史诗中充满哲思，令人回味无穷。如《项羽》云：“恃强反败千秋恨，艺苑年年唱别姬。”说的是史实，也是哲理，是文化的传承，更是人性的张扬。再如《赢政》： “纵使取回神效药，能医二世三年亡?”还有《武则天》：“死后碑文无一字，空空如也胜千言。”等等。这些诗句或沉重，或幽默，或调侃，或含蓄，或直率，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哲理新颖，言人所未言，见解独到，且通俗易懂，深人浅出。
徐中秋
愁与秋
古代文人骚客，临秋风而落泪者，举不胜举。“悲秋”之鼻祖宋玉在《九辨》中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此后，老杜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他们创造表现羁旅行役、离愁别恨的意境总喜欢选在秋天。荆轲去燕，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琵琶行》）。柳永多情伤离别，正值“清秋节”（《雨霖铃》）。马致远穷途末路，见是“枯藤老树昏鸦”，行是“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秋思》）。王实甫“长亭送别”时选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西厢离人，泪染霜林醉的季节（《西厢记》）。也有与悲秋相反，写“喜秋”的。毛泽东的“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采桑子·重阳》）。明陈子龙的“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秋日离感》）。
喜怒哀乐，人类所独有。自然物包括时令本身不带感情色彩。诗文中自然的感情色彩是人赋予的。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人间词话》）。即用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眼光去观照客体，使客体亦染上了主体的浓重感情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有我之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但不能否认自然物与人类情感确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落木萧萧、梧桐秋雨”，容易触发人们固有的悲凉情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容易使人发出人生无常的喟叹；而“花红柳绿”、“明月清风”则令人心旷神怡。可以说，自然景物同人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应关系。所谓“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正好说明了自然之景与人类之情之间本来就有着某种联系。
当然也有一些客体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纯粹是主体赋予的，主客体间本来是无联系甚至是负对应的，如子美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虞美人》）。这是融情入景的手法。这类情思只是借助于自然物表达而已。
尽管春景中也有使人伤感的、秋景中也有使人赏心的，但毕竟只是局部的，只是春秋景物中的一小部分，由此触发的情感也不是构成这两个季节性的主旋律。就总体而言，春秋景物所唤起的“喜春”、“悲秋”情绪才是主调。这是因为秋天是个衰落的季节，是扼杀生机的季节。与此相反，春天是个奋发向上的季节，草木日见茂盛，万物日显生机，它给人以希望。夏天则是个鼎盛的季节。即使是冬天，虽严酷，却毕竟还孕育春之希望。唯有秋天，给人的简直就是绝望！因而，诗人在寻找表现主观情感的对应物时，常常以秋为悲、以春为喜。
至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是达人的旷语，是对自然景物和个人功利的超脱，又当别论。
因此，愁是秋天情绪的本色。怪不得史达祖说：“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临江仙·闺思》）。连“愁”字之字形，会其意亦可知是秋之普遍心理。可见，在造字之初，我们的祖先已经体会到了季节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了。
